在亚洲国家社会中，教育制度偏重“考试成绩决定个人的前途”，往往视成功与考试高分为正比。家长担忧孩子输在起跑点上的心态，以及在这个大学学位越来越普及的年代，为补习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利润。

因此，补习机构纷纷推出明星式教师，拥有亮丽外型的他们吸引了大批学生涌入他们的课程。

综合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中文网和中港媒体报导，在香港，补习班的明星老师梳着精致的发型，穿着设计感十足的服装，争相在购物中心和巴士车身的大海报上摆造型。

但他们既不是电影明星，也不是名模，而是香港最顶尖的补习老师，帮助莘莘学子提高考试成绩。

这些明星教师们被年青人视为偶像，他们的收入也和其明星地位匹配，有些人甚至已成为百万富翁，定期出入各大电视秀。

外型实力缺一不可

26岁的莫凯丽（译音）是全港最大补习机构之一英皇教育的“补习天后”。她说：“如果你想要成为顶级补习老师，年轻和魅力绝对能够助你一臂之力，学生会很关注你的外形。”

她表示，名牌服饰不仅为了打广告，还为了让学生们看到她在课外时的样子。但莫凯丽补充说，若没有在教学中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成绩，她是不可能如此受欢迎的。

来自遵理学校的伍理查（译音）被认为是明星补习的创始人。这位前中学教师称，他的灵感来自于为他的表演艺术家妹妹拍照的瞬间。 他认为，“学校的老师看起来都一样，很沉闷。”他的形像出现在特制的活页本、资料夹，甚至圆珠笔上。这些小物件变得异常流行后，他在年轻学生心目中已宛如一颗摇滚明星般受崇拜。

香港特有现象

根据香港青年协会的统计，有超过一半的香港中小学生，放学后都上补习班。因此，各家补习机构各出奇招，以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招徕学生。 补习机构的广告多以帮助学生考试获得多少个A作招徕，证明补习机构主要为考试而开办，学生花钱补习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应付考试。

尤其是部分补习机构据说能神奇地猜中题目，相关老师更容易受到追捧。补习机构也刻意将他们塑造成明星，由此造就大量“补习天王”、“补习天后”，这恐怕是香港的独有现象。

香港最近把类似于英国GCSEs和A-levels的考试制度，换为单一的升学考试，更导致了补习教育的“大爆炸”。

有些学生只参加明星教师的课程，或者观看其课程录影，有些人还进行了“课外”附加活动，比如和明星教师们通过社交网站脸书和邮件互动交流。

学校教学手法枯燥

香港坊间不少调查发现，大部分参与补习的同学认为，补习有助提高成绩，不少学生特别提到补习导师授课生动有趣，易懂易记。反过来看，这印证了学校的教育枯燥乏味，老师的讲解单调沉闷，无法吸引学生专心听讲。

有研究显示，目前香港小学教师每周花在日常教学以外的时数约12小时，以致疲于奔命，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备课及因材施教。

香港大学教授布雷称，不仅在香港，补习行业在整个亚洲都很普遍和盛行，并且越加商业化。在韩国，90%的小学生都参加课外补习班。

在韩国、泰国、斯里兰卡和印度，补习机构都启用明星教师，以吸引更多学生。

来自印度哥打的莫赫希瓦里说：“我们也有很多明星补习教师”。他是当地一所叫前程培训学校的首席执行员。

莫赫希瓦里表示，参加补习会增加学生学习优势，但归根到底，不断扩大的补习教育并不是由这些明星老师的个人魅力所带来的，而是学校教育系统缺乏效率。

中国补习班在美上市

在中国，私人补习机构直到1990年代才为人所知。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就是在那时成长并且不断壮大。创始人俞敏洪特别聘请明星教师，辅导准备申请出国留学的学生。

该集团2006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，是中国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，俞敏洪身价上涨更一跃成为百万富翁。

目前，集团拥有240万学生，是亚洲最大的补习教育机构之一，在49个城市有分支，雇佣了1万7600名教师，其远端教育用户超过780万人。

加剧社会不平等

亚洲开发银行今年7月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，亚洲家庭在孩子的补习教育上花费巨大。这也许会提高个别学生的学习表现，却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。

韩国每年补习开支相当于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80%，2010年日本家长为孩子支付的补习费达120亿美元。

1970年代起，韩国的课外辅导班大量涌现。分析称，接受课外补习的学生达90%，有些知名学院尽管价格不菲，但想要排队报名的学生人数甚多。

随之而来产生的就是教育不平衡现象，高收入阶层的教育支出激增，低收入阶层则出现停滞现象。

韩国改变考试文化

1980年代，韩国政府曾全面禁止私人补习。结果表明并不可行。学校老师抱怨，学生经过前一晚的补习后，第二天在课堂上都开始打瞌睡了。

2009年，韩国政府采用限制学生补习课时的政策，以减轻学生们的压力，加强创新能力。但此政策影响有限，许多补习班把课程移到了网上。

因此韩国意识到，改变此状况的唯一方法是改变其考试文化，减少大学入学考试次数，鼓励大学多考虑学生的综合素质，而不仅是考试分数。